末世的災難和拯救(啟示錄6-16)
但是,上帝在推進其國度計劃中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轉折:救贖之前,災難降臨。然而,這也許並不是那麼令人驚訝。第6-16章尤其類似上帝救贖祂百姓的典型場景——出埃及。水變成血,蝗蟲災害,天體的黑暗——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上帝帶來了末世的出走,帶領祂的百姓脫離逼迫他們的當代法老之手。再次,不管我們是否把這一情景想象爲約翰時代的事情還是未來某個時間的事情,都不能抹滅其基本的含義。上帝的道在所有時代都是一致的;歷史的模式重現,因爲上帝正在致力於將來的新天新地。[2]
這對於職場有深遠的重要性。讓我們一起看看啟示錄中有名的四騎士(啟6章)。人們一般認爲,這些騎士代表着戰爭,以及毀滅性的死亡、饑荒和瘟疫。[3] 尤其值得我們留意的是6章6節的提醒,“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三升大麥,但油和酒不可糟蹋!’” 雖然這個提醒中有關油和酒的含義是模糊的(可能表明審判只是部分的 [4]),但小麥和大麥的價格卻很清楚地飛漲(奧尼說,這是正常小麥價格的五倍,是正常大麥價格的五又三分之一倍)。[5]
雖然這可能是指將來的毀壞,但這樣的怪圈對於每一代人來說都很熟悉——人類無法和平地相處會帶來可怕的經濟後果。因爲基督徒要痛苦受困(參見第五印,啟6:9-11),所以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的工作和職場常常受制於我們不能支配的力量。儘管這些力量可能相當可怕,但是,啟示錄第六章所傳遞的另外一個信息是:它們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們必須努力創造這樣的工作場所,讓公義可以得到高舉,讓人們可以經歷祝福,發揮上帝所給予的恩賜。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上帝的護理也允許災難進入我們的生活。啟示錄鼓勵我們要在崎嶇的道路之間,看到新耶路撒冷這個最終目的地。
在6章6節中可能也有一個隱含的挑戰,就是在需要之時避免剝削弱勢羣體。在經濟危機中,現實可能會導致商品價格上漲,但那卻不是在別人痛苦之上賺得超額利潤的藉口。
第8和第9章提到的審判之碗也教導了我們相似的功課,雖然這裏強調的是環境災難。啟示錄沒有提到生態災難的精確原因,因此這一審判或許牽涉人類製造的污染以及某種更顯著的超自然現象。關鍵的問題是,上帝打擊了世界養育拜偶像的人類之能力。這事成就,不僅是爲了懲罰,也是爲了喚醒人們認清事實——地球是屬於上帝的,如同天堂一樣。離了上帝,我們根本無法前進一步。離了上帝,我們無法操縱環境,讓它成爲我們的避難所。
隨着啟示錄的繼續書寫,重點從上帝對世界的審判轉移到在大獸統治之下仍忠心見證的百姓(大獸可能是歷史終結之時唯獨崇拜偶像的統治者,或者是所有這樣崇拜偶像的統治者的典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忠心的“得勝者”(啟2-3章)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大獸“統治的”(啟13:7),雖然他們最終是由上帝辯護得雪的(啟11:11)。聖徒所經歷的苦難包括經濟上的苦難:那些拒絕臭名昭著的“大獸印記”的人都不允許“作買賣”(啟13:17)。和以西結書第9章的“印記”類比,表明大獸的印記是一個象徵,是和偶像崇拜(羅馬?)的系統相連的(“666”可以解讀爲“尼祿凱撒”,無比敗壞的皇帝)。但是即使有人採用更加字面和未來主義的看法,其屬靈教導依然清晰:拒絕跟從這個世界錯誤的崇拜系統,有些時候可能會給忠心的人帶來消極的經濟後果。在任何社會中,這樣的事情多少會發生。[6] 約翰並不是在否認,跟隨上帝也可以帶來積極的經濟後果(例如,在箴言裏所清楚教導的)。但爲了和啟示錄其他的內容保持一致,約翰說,邪惡的勢力——儘管最終是在上帝的統管之下——仍然可能扭曲事物,例如把可以帶來祝福的東西變成痛苦。基督徒必須時常將他們的心思定睛在正確的事情上,尊崇上帝,同時認識到這樣做可能會導致喪失一些經濟機會。對偶像崇拜者的審判是必然的,並且沒有任何數額的財務收入值得我們站在敵對上帝的一方。這就是爲什麼在第13章中大獸的跟隨者和第14章中14萬4千信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啟14:5)。不管發生什麼他們保持了對上帝的忠誠和真實的見證。
If we take Revelation as primarily focused on John’s day, the “exodus” theme might ref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fact that those who maintain their faithful witness will “go out” to God’s presence upon their death. A futurist view w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literal overthrow of the wicked kingdoms and the entry of God’s people in the millennial kingdom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conceived of as centered in Israel). In any case, in both scenarios,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he exodus motif is the entry of God’s people into the New Jerusalem (see below).
See, e.g., Ben Witherington, Reve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2–34; Grant R. Osborne, Revelation, vol. 27,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2), 274; G. K. Beale,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370–71.
For authors favoring this view, see the discussion in Osborne, 281.
See the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David E. Aune, “Rev. 6–16,” vol. 52b,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98), 397–400.
See the judicious comments of Osborne, 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