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書信始於兩個原則：跟從基督讓我們可以信靠神的供應，以及信靠神的供應讓我們可以爲了他人的需要而工作。這些原則構成了工作中各種實踐性指導的基礎（特別是雅各書），也提供了理解如何在工作場合按照信心生活的神學洞見。它們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

（1）我們相信這些原則嗎？（2）我們真的在工作中應用了這些原則嗎？

我們相信這兩個原則嗎？

在工作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狀況。有一些情況會讓人懷疑，是否真的可以信靠神的供應。另一些情況則肯定了原則的有效性。我們都知道有人似乎全然信靠神，但是卻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東西。有人失去了工作，房子，退休儲蓄，甚至失去了生命。另一方面，我們也得到一些出乎期望之外的好東西，乃是我們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掙得到的。一個新的機會，一件小事引來巨大的成功，一個投資得到極好的回報，或者一個陌生人提供了我們的需要。那麼，我們真的可以信靠神供應我們真正需要的一切嗎？大公書信邀請我們反覆思量這個深刻的問題，直到我們有了確定的答案爲止。這也許意味着終生的糾結。然而即使那樣，也勝過全然不去考慮它。

我們應當主要爲滿足他人的需要而工作，這一原則也同樣充滿疑問。這與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所有工人行動的主要動機都是爲了增進自己的福利——不一致。它與社會主流的工作態度——“永遠爭第一”——相沖突。我們要求（如果我們有權這樣做）得到公平報酬的明證。我們會不會同樣要求得到證據，證明我們的工作充分地惠及了他人？

我們會不會在工作中應用這兩個原則？

我們可以通過考察爲養活自己所做的事情，來評估我們對神的供養之信任程度。我們是否囤積知識，好使自己在公司裏不可或缺？我們是否要求僱傭合同或離職補償協議（黃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s），才能對未來有安全感？我們工作的時候，會時時擔心下崗嗎？我們是否沉迷於工作，而忽視了我們的家庭和社區？我們是否忍受羞辱，憤怒、績效低下甚至付出健康爲代價，也要保留一個不合適的工作，因爲我們害怕失去之後就一無所有？這個領域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則，上述某些行動甚至所有的行動都可能適用於某些特定的場合（工作狂除外）。但是，我們在工作中的行爲模式，如何體現了我們對神的供應之信靠程度呢？

然而，我們對神的信靠最有力的指標，不是我們爲自己做了什麼，而是我們爲別人做了什麼。我們是否幫助周圍的人做好工作，即使這樣會讓他們在工作中超越我們？我們是否冒着丟失職位的危險，也要站在那些無權無勢、需要幫助的同事、顧客、供應商或其他人一邊？我們是否選擇——在我們可以選擇的範圍內——爲了滿足他人的需要而工作，就像我們盡力爲了自己的益處而工作一樣？

在日常工作中，我們需要高度盡責地讓自己和他人應用這些原則，這正是猶大書要提醒我們的地方。順服神的話語不是滿足我們宗教感受的問題，而是對我們自己、也對那些受到我們工作影響的人有着深入骨髓的後果。然而，問責制度不應當讓我們陷入判斷他人的是非之中，而是讓我們生出憐憫之心來。

大公書信不僅挑戰我們重建我們的工作觀念，也挑戰我們重建爲誰而工作的觀念。如果我們信靠神供應我們的需要，那麼我們就可以爲了神而工作，而不是爲自己工作。當我們爲神而工作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服侍他人。當我們服侍他人的時候，我們就將神的祝福帶到了世界上，帶給了我們所生活的社區——儘管我們乃是天國的公民。神的祝福藉助我們的工作進入了世界，構成更新世界的下一步，最終讓世界成爲了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工作之時，卻“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