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哥林多教會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結黨分派。有人以保羅的名義組建小團體，以對抗認同另一位在哥林多的宣教士——亞波羅的派系。保羅不願意看到任何的結黨分派。他和亞波羅都只不過是僕人。雖然他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他們誰都不比誰更有價值。用一個農業的比喻來說，栽種的人（保羅）和澆灌的人（亞波羅）對於成功收成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但都不能直接負責莊稼的成長。那完全是上帝的作爲。各種各樣的工人心裏都有同一的目標（豐盛的收穫），但他們根據各自能力和呼召的不同，有着不同的任務。所有人都是必要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完成所有必需的工作。

換句話說，保羅意識到了多樣性和專業性的重要。在他1958年著名的散文“我是一支鉛筆”中，經濟學家倫納德.裏德追溯了一支普通鉛筆的生產製作過程，指出沒有任何單獨的一個人知道如何生產一支鉛筆。一支鉛筆其實是好幾個複雜過程的產物，而只有其中的個別過程是個人可以掌握的。因着上帝的恩典，不同的人能夠在世界不同的工作場所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但是有些時候，專業化導致了人和人之間或部門之間的派系主義，導致不良的溝通，甚至是個人的污衊。如果基督徒們相信保羅對於上帝賜給人天生有不同功用的說法，那麼我們可能在我們的組織機構中起帶頭作用，彌合功能失調的分裂。只要我們能夠尊重待人，看重不同人的工作價值，我們就可能給我們的工作場所帶來重大的貢獻。

這一點的重要應用就是，無論是對於我們自己來說，還是對於我們身邊的人來說，投資於工人的培養都是有價值的。當我們讀保羅的書信，包括哥林多前書時，有些時候會覺得保羅自己並不怎麼做事（參見如，14-15），但卻指導他人怎麼做。這並不是傲慢或懶惰，而是訓練指導。他寧願投資訓練有效的工人和領袖，而不願將自己暴露在鏡頭之下被人關注。當我們在職場上通過服侍基督而漸漸成熟起來，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會更多地裝備他人，更少引人注意。